2011年4月16日

许多年前，著名书法家吴仗蜀先生宣布退出中国书

协，“一石激起千层浪”，由此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书坛对吴先生退会之举理解叫好者有之，冷嘲热讽者亦有之。这个话题被人们议论了好多年，甚至至今人们也未能忘记。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书协还处在不断发展壮大的上升阶段，书协队伍的纯洁性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吴仗蜀先生的退会之举表明，人们趋之若鹜的中国书协并不是对所有书法人都具有永久强大的吸引力。



而现在出现的刘佑局退会一事，在人们看来，且休说两人的社会影响和艺术成就是否可以相提并论，实质上和吴仗蜀先生的退会的缘由、动机和目的大体相类。




从一般的立场来看，中国书协代表官方意识，是当今书坛书法权威的象征，这种权威性包括权力因素和艺术因素两个方面。这两方面都是客观的存在。在追名逐利之风甚嚣尘上的当下，不管人们对中国书协有什么样的看法，而书协的名号（诸如会员、理事、主席、顾问头衔等）对书法人介入社会的实质性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比方说两个书法水准大体相当的人，一个是中国书协会员，一个不是，假如两人的其他身份背景不存在较大的落差，那么在世人的眼里，是会员的那一位必然会占据某种优势。抛开官本位思想不谈，乃是因为中国书协毕竟已经具备一种“品牌优势”。这也是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的一大特色。



许多人提及，在没有书法家协会的时代，反而出现了很多书法大师和经典作品，从秦汉一直到民国和新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之初，情形都是如此。那时，书法家的成功主要靠的是艺术成就，但也丝毫不能排除政治地位、学问造诣等等的助推力。




当书法进入平民化时代，官本位思想不仅不会有丝毫的减弱，反而会进一步加强。因为官本位思想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很难动摇。政治对艺术的干预和影响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代表官方意识的书法家协会的名衔实质上还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认证方式。正如刘佑局先生所言“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会龄几近三十年。蒙启功、沈鹏、尉天池、刘艺等老一辈书家的教育和关爱，使我的艺术取得了一些成绩，书协这个家曾使我觉得无比的温暖。我出任过第五届全国书法展评委，第四届创作委员。”艺术家玩得都是“圈”，“圈外”人对艺术家的认可往往会受“圈内”人特别是圈内高端人士的认可程度的左右。目前人们出书、上报、办展都要找大领导、大名家题词、作序、合影、捧场，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人们现在对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工作提出了质疑甚至流露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但从协会和其所主持的展览，入会、参与人员越来越多的情况来看，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心目中还是一种“权威”和身份的象征。批评协会、批评展览甚至骂展览骂协会的人，其实大多也都在暗地里投稿参与、争取入会。网络上攻击书协的大多都是使用马甲，有几个是使用真名实姓的？！




现在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无论哪种行业都是依靠各种关系在求生存、谋发展，离开了这些关系，基本上就是寸步难行。官场上尽管贪污腐败横行无忌甚至肆无忌惮，道德力量的约束力已成强弩之末，法律的尊严也经常被金钱和权势所践踏，那些正直的文人和官僚也只能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做些力所能及的善事，更多的时候都是无可奈何的感叹！故郑板桥曾经对一些书生们说：“尔等自是会说，他日叫尔等做官，便不如是说了。”敢冒着身家性命不保的危险为民请命的官吏历史上能有多少呢？刚正不阿、如包公、海瑞者，可谓少之又少也！




不仅仅书法协会有问题，整个社会都有问题。总而言之，还是人的问题。体制只是一个方面，体制是人制定的，任何机构和协会都是由具体的人在操控和运作，能否有效避免不良问题的发生恐怕还是在于人的思想觉悟的高低。但社会关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社会再怎么发展，处于何种制度之下，社会关系的主导性都不会改变。




至于退隐、退会之类，更多的时候，其实都是讲求“功成身退”或者“知难而退”。但自己深感已经不适合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下生存的时候，或者说甚至会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人会本能地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既然不能“进”，那么，如果能够“全身而退”已是万幸了。这其实符合老子“处柔守弱”的道家辩证思想。“退出、退让”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退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进”呢？！“以退为进”，先舍而后得，即便不复得之，也会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鉴于上述分析，我认为对于刘佑局退会一事可以有如下的理解：


一、不愿继续和书坛的不良现象“同流合污”。刘佑局自己说：“……但，随着世风日下，书协的学术环境已经变得非常恶劣，这个家事实已经成为尔虞我诈的名利场。本人曾发表一些文章，对书法界的不良现象进行过批评，虽忠言逆耳，但还是引起不少反弹，如对同行有所得罪，请多多包涵。”这里既有他的内心感受，也有对“同行”的依恋之情。书协固然问题多多，但一时之间根本无法解决。也不是批评家们的批评文章所能解决得了的。作为有社会担当的批评家，即使自己的批评言论没有多大作用甚至无济于事，也不会轻易放弃批评。因为批评毕竟还是具有一定的劝导、提醒、警示甚是“震慑力”的。如果只让一种声音存在，社会风气将会更加糟糕。所以，我们还是强烈提倡正义的呼声。从这个意义而言，刘佑局的退会之举尽管有“撒手不管”的意思，但也从反面对书协乃至社会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于是，选择“玩不起我还躲不起”的态度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躲起来，清清静静做点更加有益于自己和社会的事情，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二、“炒作”之嫌。鉴于退会之举具有一定的新闻性，毕竟知道刘佑局先生的人似乎还不是很多，且书协成立几十年，之前也就仅出现过吴仗蜀先生退会一例，此番刘佑局的退会，果然招致了不小的关注，议论纷起，使人们能够牢牢地记住自己，这对于刘佑局本人而言，岂不是“失马之塞翁”吗？不也是好事一桩嘛！



三、刘佑局不能进一步占据书协高位之后的一种情绪性反映。书协有问题，且问题之多，大家都是心知肚明。但很多人甚至社会地位和影响远远大于刘佑局者，不仅没有放弃竞争，反而都在处心积虑，机关算尽，使出浑身解术，奔走于其中。可谓“隳突乎南北，叫嚣乎东西”。假如刘佑局在此番换届当中顺利获得了更高的位置和名衔，那刘佑局还会退会吗？如果刘佑局此次没有参与竞选则另当别论，说明他确实对书坛名利心灰意冷。而假如刘佑局因为参与了竞选，而结果竟大大不能如己所愿，因此“愤然”退会，然后经过一番反复的甚至痛苦的思考，随之发表公开声明，从而退会，那就只能说是刘佑局在闹情绪而已，一边闹情绪一边借助“退会”炒作，退而求其次，也实在算是煞费苦心了！




四、最后是一个大胆而离奇的设想。假如退会之后刘佑局先生突然接到文联或者更高级别的机构的一纸“书协高位”的委任状，刘先生会如何处理呢？但这是绝无可能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书法的实质就是一门艺术，靠这门艺术谋求发展自身，一方面需要功力和学养，另一方面也需要权势和财富的支撑。搞艺术是一回事，当官是另一回事。二者具有互补性，但无法互相替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最终离不开oo因素的左右和影响。艺术成就和社会地位以及生活品质之间存在很多矛盾，这种矛盾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解决和轻松驾驭的。



如果说现在的社会不好，但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准与过去相比不啻霄壤，几乎“天天都在过年”。说现在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不好，但依然成就了大批的书法人才，人们依然对此很热衷。当下意义上的名家又有几个不在中国书法家协会？！我们有时候想想自己，又比那些身处体制之内而又能举重若轻的人士高明多少呢？！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时间在一天天流逝，历史在一步步朝前。正义与邪恶，美好与丑陋，破坏与建设，荣誉与耻辱，生与老病与死，无时无刻不在自然和人为的作用下发生……时空无限制，生命也有涯。回首往事，过眼云烟，荣枯兴衰，转眼成空。很多事情，看开了便是！假如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面对自己，一个人尽量能够做好自己，管好自己，基本可以问心无愧，那么，得又何足喜？失又何足悲呢？



因此说，一切问题都需要从自身的思想甚至灵魂深处去寻求解决。当我们能够客观看待社会，正确估价自身的时候，就可以可上可下，能进能退，身心自如，来去自由。心中无纠结，终归逍遥人……